编者按：7月7日，由新华社主管，瞭望周刊杂志社主办的《财经国家周刊》2014年第14期在其封面显著位置刊登了题为“北京商校蜕变记”的署名文章，全面介绍了我校改革发展历程及高质量的育人成果。

该报道是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重要批示及李克强总理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职教工作会精神的背景下，国内重要主流媒体关注国家层面职教政策出台的极度调查报道中，唯一一所被当做典型报道的职业学校。一经刊发，受到政府及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影响甚远。本网全文转载报道内容。

北京商校蜕变记

文/《财经国家周刊》 史晨 于春美 胡竞秋

导语：所有公认成功的学校，都源于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制度；所有先进的理念和制度背后，都有一种人性的关怀。

插排一：“人的个性的多样化，需要教育多样化：教育去适应人，还是人适应教育？职业教育天生要教育去适应人。”

插排二：51岁，31年职教生涯，史晓鹤见证了中职教育的变迁。她的下一个目标，是将祥龙职教集团做大做强。

1981年，18岁的史晓鹤由于高考偏科，考到了北京市商业学校（下称“北京商校”）——这是一所中专却招高考生，“去商校、进企业、包就业”，口耳相传的声誉如此之好，以至学校“只招北京三环内的学生”。

作为中国中职教育的一个缩影，从留校到担任学校书记，学校的所有岗位史晓鹤几乎都干过。

1964年建校时是政府办校，与张秉贵工作的北京百货大楼同属于北京市一商局；后来一商局转制成一商集团，变成了行业企业办学的中专；而现在则与其他学校一起，作为教育板块，整合进入大型国企北京祥龙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祥龙资产”）。

史晓鹤的另一张名片上，印的是“祥龙职教集团”。今年教育部拟定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像这样的骨干职业教育集团，规划到2020年要建成300个。

低头进，昂头出

刚满20岁、毕业两年的杨阳，已是北京百思威公司一名出色的项目主管，月收入6000多元。“初中的同学现在还大学没毕业，我已近踏入社会，不仅多掌握了一门技术，人也更成熟。”

回想5年前他中考落榜，一度成为一家人的“阴霾”。那个暑假，他都不敢出门见亲戚朋友，家人也“封锁”他上中职的消息。有个跟他年龄相仿的亲戚，考上高中时大家都去恭喜，送红包。

现在两人都工作了，工资差不多。已经进修了本科学历的杨阳认为，自己当初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

晚19:00，北京商校2012级学生赵艳硕如往常一样，在教学楼一层的咖啡坊，核算当天的收支，将咖啡用具整理得井井有条，吧台擦拭得锃亮。今天上午，她刚结束本学期最后一门考试，下午她则以咖啡坊“店长”身份，带着几位学弟学妹进坊演习。

这个曾经腼腆的河南籍小姑娘，如今已是商校咖啡社团能够独当一面的“店长”。迫于中考户籍限制，当年她进中职多少有些不情愿，而如今谈起咖啡烘培、煎煮和花式咖啡调制，赵艳硕如数家珍。她给自己设定的职业目标，是在35岁之前开一家自己的咖啡店。

这样一个个梦想和商业计划，被学校缀在了教室、实训室的一面面墙上。“上职校也要抬起头来”，史晓鹤希望能在孩子们心中注入自信，“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可以就业，可以成才。”史晓鹤希望能为他们打通继续深造的通路。

“我中考英语71分，差一分及格；考大学的时候英语143分，差7分满分。”牛瑞祺在入学时选择了“基础班”，通过单考单招考上了北京联合大学。

作为为数极少来自北京城区的孩子，牛瑞祺的父亲在工商局工作，当她选择中专而不是高中时，父亲很不满意。但现在她在大学是系里的学风部部长，大二即将竞选系学生会主席。“上中职的学生都成熟的比较早，知道是为自己的发展来学的。”

弱势中的弱势

史晓鹤上学的年代，北京商校只招北京三环内的学生；而现在，城八区的学生都越来越少。相比普通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处于弱势地位，职业教育中，中职教育更显弱势，面临着观念偏颇、生源锐减、师资匮乏、政策配套不到位等诸多难题。

“我刚当校长的时候，要花800万建运动场。集团出地财政出钱、基建项目则归发改，协调花了一年零八个月。”史晓鹤始终认为，很多事情，做和不做就是不一样。“去年我们几所学校合并，调整班子、全员聘用，只花了三个月。”

先做出成绩，赢得政府、企业的信任，北京商校自己铺出了一条快车道。而三次跨越，则伴随着史晓鹤的三次人生大关。

2002年，北京商校进行北京重点学校评估，167卷材料、连续伏案半年，让史晓鹤患上严重的颈椎病。“脑袋直不起来，只好把病房变成了会议室。”史晓鹤回忆当年时说：“下手术单时，大夫拿着X光片反复核对。这是你吗？片子没搞错吧，这样子的能站起来吗？”

2005年，学校背着6000万贷款，并冲刺专业基础能力建设。史晓鹤的孩子马上要中考，她还有一个手术要中考后进行。此时，学校准备安排她担任校长，于是，她把手术提前做完，缝着线走上新岗位。

2010年，北京商校着手竞争国家级中职示范校。教职工都是“五加二”、“白加黑”的工作模式，连续盯完几个工程和项目，史晓鹤的甲状腺出现了鸡蛋大小的肿块，后经多方会诊才确认为属于良性。

51岁，31年职教生涯，其间多次有更高收入和更高岗位，史晓鹤仍然选择了坚守，“持续的激情，一定源于自我的内心追求。”

成就教师

30年前的课堂上，张秉贵讲对顾客“一团火”的服务精神，现在已被史晓鹤翻译成了现代管理机制和理念。“我们需要让谁满意，不满意会有什么后果？”

史晓鹤认为，好的学校是没有“官”。“再大的校园再好的设备，要是孩子不喜欢就失去了根本。学生需要的是教师， 学校是成就学生的地方，也是成就老师的地方。”

包琳在澳洲留学时学的是会计，回国第一份工作就是投身职业教育，像他这样的年轻“海龟”，财经系有三个。

“青年教师需要上升的目标，我们鼓励他们成为北京市、国家级名师，被需要的层次高了范围广了，不怕出去讲课，鼓励大家为企业为社会服务，成名成家。”史晓鹤并不担心“走穴”的情况，现在自发的值班、加班反而成了学校教师的习惯。

“学生们服气，才能进一步教给他们规矩。”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前一天，他刚刚给解放军航母上的西餐师做完培训。

侯德成的课堂就是学校专门配置的实训餐厅，学生们从教学楼过去每次都会列队。给德国人做过13年的厨师长，他的课学生们不仅爱听。“从不偷吃，不拿刀比划，他们知道，欧洲的厨房里为什么是不能跑的！”

瞄准基层和市场

祥龙资产主管教育的副总经理郝清波给出这样一组数字：2013年，北京市初中毕业生不足10万人，读高中的学生有7—8万人，除去流失的生源，仅有一万多人上中职。

由于生均拨款是主要经费来源，不少院校为了招揽学生都一窝蜂开设热门专业，逐渐丧失自己的特色。有些规模不足千人的院校仅会计专业就达到近200人。而传统的优势专业可能逐渐弱化甚至消失。

现在看来，“招生难”是一个伪问题，只招本地户籍的话当然难。由于财政拨款主要来自地方政府，招生自然对外地生源限制得很死。但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从事服务业的主要是外来人口，供给和需求之间产生了巨大鸿沟。

“三年前，因为就业好，与企业有合同，财政不给钱也可联合企业招外地孩子；因为有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现在用工企业都上门来找。“史晓鹤说，“之前的招生难题，变成了做大做强的机会。而职业教育对户籍的部分放开，又是大城市公共服务体系改革阻力最小、多方共赢的切入口。”

去哪里找资源？北京商校认定的方向是“到基层、到市场中去”。

”对企业和社区的培训，包括新农村、会计继续教育和验光师培训，去年达到了两万人次，翻了一倍。”她这样设计职教未来的定位，一定是行业企业员工的学习中心，区域的继续教育中心。

“下一步我们要建企业大学，让祥龙的26000名员工都有进修机会。北京对高端服务业的需求正是职业教育的优势所在。”史晓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