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正式印发不久，中国教育报在《新闻》栏目中以“一个中职校企命运共同体的经典样本”为题，用整版篇幅对北京市商业学校“进行了深度专题报道。

 

北京大明眼镜公司首席技师秦英瑞，正在指导北京市商业学校学生对顾客进行双眼视功能检查。

“北京市十大能工巧匠”魏俊强在给北京市商业学校学生讲课。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北京市商业学校学生张晓宇（图右）在祥龙博瑞奔驰4S店跟岗实践。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眼下刚刚开学，就业高峰还没到，北京市商业学校眼镜专业的毕业生就被“抢购”一空。平均算下来，一个学生有4个工作岗位可供挑选。

汽车专业，这个学期将有两位来自企业的国家级技术能手，为学生系统授课。

酒店专业的学生，即将到达美大厦西餐大师工作室进行实训，而在北京寸土寸金的地方，这个520平方米的实训场地，商校可以无偿使用。

……

让职教同行颇为羡慕的这一切，似乎都因为商校的“天然优势”——企业办学。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近年来，从国务院、教育部出台的文件到全国教育大会，多次明确提出，鼓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近日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再次强调：“厚植企业承担职业教育责任的社会环境，推动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

事实上，我国行业企业参与职教办学的探索，自新中国成立至今的70年里，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40年中，从未停息。有着55年历史的北京市商业学校先后经历了政府办学、企业办学，跻身国家级示范中职行列，又于今年年初入选北京市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建设项目学校。记者尝试以这所学校为样本，剖析中职校企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路径。

“只有靠近企业，职业教育才有生命力”

其实，北京市商业学校的“天然优势”并不是天生而来。归属现在的上级北京祥龙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不过8年的时间。而商校的发展历史，恰如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职业教育面临改革大潮的一个缩影。

北京市商业学校起初是政府办学。1964年，为解决各行各业人才紧缺的问题，北京市第一商业局开办北京市半工半读商业学校。“文革”结束后，先以两年制中专招收高中毕业生，1985年改为四年制中等专业学校。1997年，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进行调整，一商局原有的非政府职能剥离，成立北京一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同样，商校的主办者也不再是政府，而是划入一商集团，变为企业办学。

世纪之交，中国的国有企业正经历市场大潮的淘炼，合并、重组、转型、改制成为高频字眼。企业在探索市场化的出路，而学校的发展也呈现出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1999年，一商集团将系统内的商业学校、商业技术学校、干部学校和一商集团教育处资源重组，成立北京一商集团教育培训中心。2001年底，商业学校与商业技术学校合并。2002年，隶属于北京市钟表眼镜公司的北京市眼镜培训学校并入商业学校……

“2003年前后，有些和我们同类的学校与企业剥离，划归教委了。学校当时的领导班子也进行过认真研究讨论。”时任北京市商业学校党委书记、现任祥龙大学校长史晓鹤回忆。当时不少国企陷入困境，无暇顾及下属学校的发展。再加上职工下岗、就业市场化，使得企业主办的职业教育落入低谷。研究数据显示，从1995年至2006年，我国企业办中等职业教育的机构数逐年下降，从2850所降至520所。

“走，还是留下？”当时间的指针指向2011年，这道选择题再次摆在学校面前。根据北京市经济发展布局，北京一商集团并入祥龙公司。走，意味着放弃与企业天然联系的优势。留下，则意味着以商科为主、培养商业专业人才的学校，要重新适应一家交通行业为背景的企业需求。

“要，还是不要？”祥龙公司内部也同样出现了争论。不要，因为作为一家现代企业，直接面对市场竞争、生存压力，凭空多出一所学校，会不会增加负担？要，因为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已经意识到原有的人才供给方式的不足。

“需要的人招不来，招来的人又不能立即用。”祥龙博瑞汽车服务（集团）公司总工程师、全国劳模魏俊强说。为了弥补不足，早在2006年，祥龙博瑞集团就以魏俊强的名义成立了企业内训机构“魏工培训学校”。“但这也只能是上岗以后哪儿有不足补哪儿，用人成本很高。”

一头是企业要弥补人才培养的不足，另一头是学校立意从职前开始改进，命运就这样选择了握手。史晓鹤告诉记者，两个细节坚定了她把学校整合到祥龙业务板块中的决心：“祥龙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孟卫东一上来就说，学校发展有什么需要，我们就支持什么！紧接着看到‘魏工培训学校’教室里的几个大字——兵在岗上练，人在做中学，这不就是我们职业教育最理想的状态吗？”

“只有靠近企业，职业教育才有生命力。”史晓鹤回到学校，立即着手改革——做“基于国企的改革创新综合体”。

“不要总说自己重要，被人需要了才说明你重要”

“并不是有企业管了，产教融合就自动实现。公司一把手认可了，其他人呢？班子形成共识了，下属的二级企业呢？”回首往事，史晓鹤不无感慨地说，“我们各专业真正对接的是二级企业，这些企业可都是每年给总公司签署经营责任书，真刀真枪靠业绩说话的。”

“我们办职教不能总说自己多重要，只有被人需要才说明你真重要。”刚刚从党委书记岗位上退下来的史晓鹤曾是学校全盘改革的设计者。她说，这些年她和校长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让学校在企业心目中变得有价值。

商校首先对机构进行了调整。为满足企业职工培训需求，将原有的一个培训部扩充为三个：党员干部培训部，为整个集团的党员干部提供培训；祥龙大学培训部，面向员工和基层干部进行能力素质建设；培训鉴定部，面向社会其他部门、行业、企业，开展定制培训服务。

学校还设立了两个实职的研究部门，一个是“职业教育研究所”，另一个是“企业发展研究中心”。这两个部门不仅配备专门人手，还都是精兵强将，有“985”院校毕业的博士，也有在企业工作多年的教师。

“一开始，教师们不太理解，企业怎么发展还用得着一个中职去研究吗？守着北京那么多‘985’‘211’大学，人家凭什么听我们的？”职教研究所负责人胡剑梅坦言，学校的改革一度让大家心里画个问号，“领导是不是有些好高骛远了？”

“给企业做培训，我们连企业所属的行业板块都不了解，怎么办？”北京市商业学校校长助理田禾告诉记者，学校提出做“研究型培训”，每个承担培训的教师要研究行业板块发展趋势，研究企业现状、面临问题、难点痛点，并根据各方的需求量身定制。

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则以解决企业提出的热点难点、技术攻关项目为年度课题。“例如，生产安全是企业的生命线，政府出台规定以后，具体到一个企业该怎么做？大学里没人研究这么细的内容，企业自己的专业力量又不够。我们的研究可以把政府规定转化为量化标准，再对照不同企业的实际情况去提出改进建议，比如长途客运站的安全标准、大型茶叶交易市场的安全标准等。”田禾说。

渐渐地，教师心里的问号拉直了，变成了叹号。

企业发展研究中心青年教师崔凤茹，为给公司下属一家老牌服装企业问诊把脉，在企业一待就是半年。名校博士毕业的她感叹：“如果没有中心这个平台，哪家企业愿意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档案都让我一览无余？”每周五回学校汇报工作，崔凤茹都会拉着上司田禾滔滔不绝讲述自己的新发现，并且主动提出要开一门课，讲品牌管理，因为她发现“许多企业中层管理者对品牌没有概念，致使高层的战略在落地时出现偏差”。

在商校一年一度的教师论坛上，始终有一个主题——企业调研成果交流。不同专业、不同岗位的教师，分享他所了解到的企业情况、培训行业情况，成为学校的一项惯例。

“外边培训公司，一个培训内容可以用在若干企业。这和我们很多教师从各个角度发现企业问题、集体教研出的培训，是不一样的。外边的专家可以解决企业的某一项难题，但是能够持续、深入、细致地围绕一家企业发展做研究的，只有我们。”田禾说。

“当你的研究、教学真正能解决企业实际问题，企业就会主动来找你了。”史晓鹤一直这样对教师们说。

祥龙公司总经理史红民告诉记者：“现在，我们公司领导班子对职业教育意见是一致的，就是理直气壮地支持。商校用行动证明，职业教育对我们是一块资源，不是负担。我们每次给上级打报告都是要求商校留在企业发展的，并且纳入企业‘十三五’规划，变成我们的教育板块。”

据介绍，祥龙公司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学校立足行业企业办好职业教育，形成了党委定期研究学校工作、有关处室定期下学校指导工作的制度。在一次下校时，孟卫东给商校提出定位——公司的加油站、企业发展的智库、员工能力素质提升的中心，人力资源建设的基地。作为支持，近年来公司划拨4宗地块近400亩土地用于学校发展，下属企业资源全面向学校开放，共建专业、课程、实训基地，一大批大师工匠、技术骨干成为学校的教师资源。

“校企合作难，不能简单归咎于企业积极性不高”

“总公司每个季度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我们作为二级单位都要参加。一个季度整体经营数据、指标、问题、影响因素，如果不是企业自己的学校，这些信息你不可能看见。”北京市商业学校新任党委书记程彬说。

商校充分利用了这种既来之不易又得天独厚的条件。

在专业设置上，紧密围着企业转。祥龙公司要做北京物流旗舰企业，商校就开设物流专业；公司以城市交通运输业起家，商校就开设交通运输服务专业；公司的汽车销售与服务占据北京市场份额首位，商校就开设汽车销售和汽车维修专业。去年，公司新增了对外贸易的板块，商校原有的会计、电商等商科专业快速响应需求。程彬告诉记者，目前学校有20个专业，祥龙公司的业务覆盖其中的80%左右。

在课程教学上，邀请企业提前介入。每个学期期末，商校各个专业都会举行专家论证会。聘请企业中劳资、业务、销售等多方专家参与教学计划制订，讨论教学内容的调整和增加。

祥龙旗下的大明眼镜公司首席技师秦英瑞告诉记者，去年在他的建议下，学校增加了眼镜维修方面的教学，“顾客配眼镜，不是做好拿走就完了，戴上以后，眼睛是不是在光心上，耳朵是不是受力均匀，都影响佩戴效果。我们发现课程中这个部分比例太小，新毕业的学生这方面了解太少”。汽车销售专业的一门课程，则通过论证会从校内授课变成了企业现场授课，企业学习时间从最初的四周，逐渐增加到十周、三个月。

在师资方面，校企之间双向流动。“魏工培训学校”的100名企业兼职教师中，既有学校教师到企业授课，也有企业的技术能手、劳模到学校系统教学。

然而，越是与企业走得近，学校越是感受到，“校企合作的困难，不能简单归咎于企业积极性不高”。

负责校企合作的北京市商业学校校长助理王彩娥一开始总是不解：“领导会上都布置了，你们企业怎么不积极呢？”

“就拿装修教室这一件小事来说，企业给我们提供了实训场地，我们也想出点力，正好项目经费允许出钱装修，这不是很合理吗？但是企业说不行，学校出钱没有依据，将来审计通不过。”在企业和事业两种管理体制下，即便是一个单位内部，也存在着明显的边界。

有些是机制不同，不能为，有些则是不擅为。持续20多年关注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的魏俊强告诉记者：“从现实考虑，校企合作培养人才是符合企业利益的。但是我们的困难在于，日常生产中积累的技术技能和知识，不会提炼，不会表达，没法教给学生。”

“举个例子，我们做现代学徒制，企业师傅和学生一对一结对。说起来是重视的，但是再往下深究，你怎么带这个徒弟？学生学到东西了没有？学得是不是系统规范？没有标准，一个人一个样。”魏俊强说，“这其实也是很多企业面临的共性问题，徒弟跟师傅同步而不是跟企业同步，这就不符合现代企业的用人要求。”

有了前期的基础，校企双方开始向深层问题发起冲击。

商校以汽车销售专业为试点，吸收英国销售人员培养标准，引入第三方考评。“学生到企业以后，每周都要告诉他任务是什么、核心能力有哪些，第二周进行考核。比如，接待客户，由师傅扮演客户，模拟现场，学生应答，并且要上传证据材料。学生在企业中每个岗位都要走一遍，每个岗位都要进行考核，并且上传证据材料，确保三个月下来学会相应技能。”王彩娥说，“这种标准和规范，也使师傅自身的能力得到提升。”

借助国家和地方产教融合的促进政策，商校和公司下属的祥龙博瑞集团探索建立校企双主体的汽车工程师学院。“有了这个平台，双方的设备、经费、师资共建共享可以更好地落地。”王彩娥说，“商校教师协助企业将经验总结提炼为课程、标准。比如，清洁占汽车维修保养工作的比重大约30%，但是过去没有标准。于企业，影响的是服务质量。于学校，只有一本汽车维修保养教材，其他想学也没有。现在我们按岗位要求，共同构建课程体系，开发了汽车维修专业清洁技术这门课程和教材，企业员工操作规范性增加，学生有标准、有考核，将来更能胜任岗位要求。”

“学校和企业，实际上是两种文化、两种思维模式的碰撞。但是双方需求的契合点一旦找到，形成命运共同体是可能的。”北京市商业学校校长侯光颇有感触地说。

“企业和职业学校都要面对市场检验”

“企业办学，并不是企业投入办学经费，并不是学生全部自产自销。”在史红民看来，“和计划经济时代不同，现在企业办职业教育的目的性更强，不可能无止境地投入教育，因此学校和企业一样，需要面对市场检验。”

据了解，商校目前的经费来源主要是三项：北京市财政按生均和教师编制拨款、专项建设经费、培训收入。程彬告诉记者，多年前学校就提出了1∶1∶1的目标，学历教育和成人学历教育规模1∶1，学历教育的办学收入和培训收入1∶1。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到了多元办学，学历教育和培训并举，我们走的就是这条路。”程彬介绍说，“企业给我们提出的目标是不仅要服务祥龙，还要深入调研北京市国资国企发展方向趋势、转型升级需求，进行员工素质培训。此外，还有面向新农村的、中小学职业体验的、技术技能鉴定的等多项业务。例如，北京市东城、西城、海淀、通州区会计专业技术资格无纸化考试都由我们学校承担。这不是说政府指定谁做，而是通过招投标，跟市场抢饭碗抢来的。”

“正是因为受企业文化影响而来的市场意识，在近年来北京市生源结构性减少的情况下，我们学校的生存还不成问题，招生规模非常稳定。”侯光说。

过去，行业企业办中专技校，毕业就有岗位。但在今天双向选择的人力资源市场中，主管企业的人才需求是多层次的，招聘来源也是多渠道的，商校的学生在毕业时同样面临竞争和选择。“商校学生的优势在于企业提前介入的培养方式，让这些孩子对自己、对企业有了更多的了解。”魏俊强告诉记者，“虽然商校的汽车专业刚有一届毕业生，但是这十几个学生干得都不错。”

面向市场培养人才引申出的另一个问题是，祥龙公司的业务并不都像其主营的汽车、交通运输等那样实力雄厚。因此，商校也需要与祥龙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合作，为学生提供业内最佳资源。前些年，学校与新道公司合作成立新道云财务学院。去年年底，学校又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成立全国首家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实现课程共建、基地共建、专业共建。这两所学院均被纳入北京市重点支持的100所工程师学院项目名单。

“跟企业打交道，有共通之处。要用企业的思维和语言与企业沟通，企业的人很务实，必须几句话说清楚问题：你需要我干什么，我能干什么，你对企业发展有什么帮助。”侯光说。

随着校企合作的加深，学校也打破了一种迷思——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就是训练技能，达到去了就能用的效果。侯光说：“那样就不用学校花三到四年来解决了。职业教育培养的应该是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而不是简单适应岗位的人。”

学校对企业进行调研发现，企业用人单位最为看重的中职生职业素养中，排在前五位的是岗位适应与耐挫能力、信息处理与学习能力、语言表达与沟通能力、动手操作与实践能力、创造思维与判断能力。

在史晓鹤看来，职业学校作为育人的机构，既要下功夫研究企业发展需求，也要下功夫研究学生成长需要，而这恰恰也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对立德树人、全面发展要求的有力支点。找到这个支点，学校研发推出“职业素养护照”，以学生成长为主线，以职业精神培养和职业行为养成为核心，通过课程、基础、专业、岗位、拓展五个模块，以职业素养学分和证书、证明、证章的评价方式，记录学生在思想品德、技术技能、文化艺术、体育科技等方面取得的成绩、荣誉和资格资质。

同时，商校也在探索不同的人才培养模式，包括四年制中专、“3+2”中高职衔接、中职本科贯通式培养、成人高等教育等。

“从企业反馈的信息看，技术技能人才的理想成长路径是产教高度融合，从基层做起，根据不足接受教育，再回到岗位，职业教育应该伴随始终。刚刚颁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也释放了同样的信号，让我们感到自己的方向找对了。”侯光说。

中国教育报记者：高靓